释教初来东土，到汉地传法的多是外国和尚，人们依照中土习气，并为便利称号，往往要给他们起个简化的音译汉姓。开端的时分，人们多用这些外来和尚本国或区域称号中的字作姓，如翻译《四十二章经》的竺法兰、竺摄摩腾，翻译《道行般若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的竺佛朔，东晋时与道安法师共同研究禅观的竺法济、竺僧辅和竺道护等，都来自天竺，所以“竺”为姓;安世高，本是安眠国太子，后落发学道，所以就以“安”为姓;曾在东吴大阐佛法的康僧会来自康居;汉末声称“全国博知，不出三支”的支谶、支亮、支谦三师徒，以及支敏度等，都是来自大月支;又有帛尸梨蜜多法师，“帛”字是西域某国名的略称。这是较为前期的外来和尚取姓办法。
到了后来，人们对释教的知道逐步深化，开端以“佛、法、僧”三字取为和尚的姓氏。如在南北朝时以传习上座部禅定著称的佛驮跋陀，翻译《华严经》的佛度跋陀罗，翻译《四分律》的佛陀耶舍，还有“现种种神异以弘大法”的佛图澄等，都是以“佛”取为姓氏的;“法”的梵语是“Dharma”，音译为“昙摩”或“昙无”，以此取为姓氏的有三国时期到洛阳专弘律藏的昙摩流支，为汉地律学鼻祖的昙摩迦罗，南朝宋时来建康译经的昙摩密多，翻译出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的昙摩难提，晋武帝时期赴西域求法的昙无竭，北凉时期闻名的翻译大师，《优婆塞戒经》的译者昙无谶等，都是以“法”取姓的;以“僧”为姓的则有南朝宋时担任戒师的僧伽跋摩，南朝梁时在杨都译经的僧伽婆罗，北朝秦时与道安法师共译《阿毗昙毗婆沙》的僧伽跋澄，以及同时代译出《阿毗昙论》、《阿含经》的僧伽提婆等，都是取“僧伽”为姓氏。
《消暑录话》曾云，“佛法始来汉土，僧犹称俗姓，或称竺，或弟子多呼师之姓。如支遁本姓关，学于支谦，故为支。帛道猷本姓冯，学于帛尸梨蜜多，故为帛。”这儿指出的是汉地落发人取姓氏的状况，大多随从师父的姓氏，如支遁拜支谦为师，落发后就姓“支”。
释教在我国的开展，先通过四五百年的民间潜伏期，到南北朝时由佛图澄在北方创始一簇新局势，释教僧团获得合法位置，汉地落发人数骤增。到了澄公弟子道安法师时，开端留意僧团安排的建造作业。据《高僧传》卷五说，魏晋沙门依师为姓，姓各不同;道安发现本来落发人的姓氏过分紊乱，不适宜释教的一致和开展，就倡言：“佛以释迦为氏，今为佛子者，宜从佛之氏，即姓释。”开端我们都有些茫然，比及《增一阿含经》传译过来，其二十一品有云：“四大河入海，亦无本姓名，但名为海，此亦如是。有四姓，云何为四?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种。于如来所剃除须发，三法衣，落发学道，无复赋性，但言沙门释迦弟子。是故诸比丘，诸有四姓剃除须发，以信巩固落发学道者，彼当灭本姓名，自称释迦弟子。”全国和尚乃服气而从之。《易居录》卷22云：“沙门自魏晋已来，依师为姓。道安尊释迦，乃以释为氏。后见《阿含经》云四河入海，无复河名，四姓沙门，皆称释种。自是遂为定式。为沙门称释之始。”说的便是这种状况。
和尚一致姓氏通称为“释”，在我国释教开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文明含义。在我国，“姓氏”是标志一个宗族的符号，全国和尚通称“释”，就标明我们都是同一崇奉的一家人，这就大大增强了释教内部的联合与安排的一致。别的，释教作为外来文明，要在我国成长、流布、开展，有必要通过我国人的文明认同，全国和尚一致姓氏为“释”，能够视为释教与我国人民生活相符合的开端，是释教我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严重事件。
从此，释教对我国的社会生活逐步有了严重影响，例如仅仅在姓名方面，魏晋以来，“号取寺名，诏用佛语，人以僧名，几若无事能够离佛”。古代以“僧”命名的人也不少，较为闻名的如王僧达、王僧虔等，初生婴儿，爸爸妈妈恐其多病多灾，往往要取个僧名作为乳名，或寄养梵宇，或穿和尚衣物，或拜和尚为师，以期佛菩萨加被，消灾免难，健康成长，例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小时分就从前寄养于尼寺，拜智仙为师，取名“那罗延”(意为金刚不坏)，13岁时才回家。直到近代，我国仍有相似的风俗，“小孩不清吉者，多投寺记名，以和尚道人呼之。”可见这种影响的深远。
